另一重要场合是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。
解放战争进入尾声，党中央联系了多党派和社会贤达，于1949年6月15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，共有134名代表出席。
会议首日，毛主席在致辞中充满激情地表示：“中国人民的命运已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中国必将如东方的太阳般冉冉升起，用辉煌的光芒扫除反动政府遗留下的污泥浊水，愈合战争创伤，建设一个崭新的、强盛的人民民主共和国。”
最后，他三次高呼：“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！”
这表明毛主席对“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”这一国号的认可，该名称也被沿用了大约一年时间。
然而，尽管毛主席支持“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”，部分民主党派代表却提出了不同意见。主要有两派观点出现。
一派认为国号过长。
民盟和民建的创始人黄炎培，复旦大学教授张志让，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雷洁琼等人认为“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”过于冗长，可以省略“共和国”二字，但必须保留“民主”一词。
黄炎培和张志让甚至联名向新政协筹备会提交建议，提出将国号改为“中华人民民主国”，简称“中华民国”或“中华民主国”，并建议待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时，再改称“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”。
雷洁琼则建议，如国号过长，日常使用时可以只用简称，不必全称。
另一派则认为国号中“民主”与“共和”含义重复。
比如国军二级上将张治中和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都指出，“共和”已经包含了“民主”的内涵，重复使用没有必要。
张治中上将强调“共和”概念已涵盖民主意涵，但没有提出替代名称。
张奚若则认为“人民”本身就代表民主，故可去掉“民主”二字，主张国号应定为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。
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这一方案一经提出，立即引起热烈反响。经过反复讨论，1949年8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四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最终通过了《政府组织法初步草案》，正式确定国号为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。
张奚若教授成为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国号的首位提出者，这一名称沿用至今。
然而，尽管国号定为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，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协会议审议的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和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》文件中，却意外地在国号后加上了括号注明“简称中华民国”。
此举引发两极分化的反应，有人支持，有人反对。
看到分歧，周恩来总理在开国大典前四天，即1949年9月26日上午11时30分，专门邀请了20多位年约七旬的政协代表在六国饭店聚会，听取他们的意见。
一些代表认为，“中华民国”作为国号使用时间长，民众已习惯，同时是国父孙中山建立的名称，应保留，也可以考虑去掉。
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也持保留态度，她说：“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成果，是用无数先烈鲜血换来的。关于国号问题，我个人认为能继续使用最好，如果不被大家接受，我也不再坚持。”
由此可见，部分民主党派代表对“中华民国”国号仍有感情。
毛主席也曾一度支持使用“中华民国”作为国号，他认为共产党是救中国而非亡中国，新中国取代旧政府，而非新国家取代旧国家，共产党反对的是蒋介石政权，不反对孙中山的国号。
但最终，毛主席改变了这一看法。
对“中华民国”国号最为反感的，是参与辛亥革命的清朝进士周致祥，以及洪门领袖司徒美堂、法学专家沈钧儒、经济学家马寅初等人。
周致祥态度坚决：“我反对使用‘中华民国’简称，这个名字祸国殃民，群众毫无好感。二十多年来更被蒋介石玩弄得声名狼藉。我主张只用‘中华人民共和国’，以体现此次人民革命与辛亥革命的本质区别。”
83岁的司徒美堂则情绪激昂，态度与周致祥一致。
司徒美堂是著名的美洲华侨领袖，常年旅居美国，被誉为洪门大哥，地位相当于“老爷叔”级人物，甚至在美国总统罗斯福任职前，罗斯福曾担任他的法律顾问，且与孙中山关系密切。
但在国号问题上，他毫不含糊，明确表示反对“中华民国”简称：“我是辛亥革命参与者，尊敬孙中山先生，但对‘中华民国’四字毫无好感。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辛亥革命截然不同，若认可不同，国号理应是‘中华人民共和国’，彻底摆脱‘中华民国’的坏名声。国号是极其庄重的，一旦更改必须彻底，为什么要拖延三年？我坚决反对简称，主张光明正大使用‘中华人民共和国’。”
最终，1949年9月27日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通过《共同纲领》和《政府组织法》，一致决定取消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国号后面的“中华民国”简称。
从此，新中国正式使用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作为唯一国号，不再有任何争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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